对民企最大的支持就是不折腾

　　不折腾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是什么？并不是个什么难以解答的谜题。历史上可以追溯对标到“文景之治”，放水养鱼也好，休养生息也好：

　　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带来长期稳定预期的信心，勤勉智慧愿为家族后代贡献一切的中国人，自己会创造任何民族都难以匹敌的“经济奇迹”。

　　家庭承包责任制，厂长承包制，甚至财政承包制（分税制），一包就灵，因为建立了匹配中国人现实心智结构的生产组织模式。不是谜题，是常识理性的觉醒和回归而已。

　　只要不折腾，不要那么多的外生扰动和父爱主义，这么大市场和这么多人口的国家，实现自发秩序下的内生增长，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当然，历史上这样的休养生息和自由主义，也带来了土地兼并周期下大地主大家族势力对财政系统的损害，继而降低公共产品的供给引致内部藩镇之乱和外部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对国家安全形成冲击。

　　这种历史记忆植入到各朝执政者的潜意识和心智中，形成难以泯灭的自我保护性反应——做强国家力量，统一和稳定压倒一切。尤其是，中国脱离于外敌入侵和军阀混战，建立统一的国家不过七十年。

　　三十年用来制度试错，探索政治治理体系，实现从救国图存到建国图强的过渡；后三十年，重建对民营经济和市场机制的信任，重建对中国前途命运的信心。前三十年用来政治软着陆，后三十年用来经济软着陆，两个三十年难以割舍，无法分离。

　　现实复杂性

　　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过渡期

　　十八大以来，思路感觉焕然一新。行政部门自身的供给侧改革首先开启，反腐也好，加强党建也好，国企治理改革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建立服务型，效率型政府。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是简单的做大做强，而是在体制机制上明晰国企边界，建立与全球贸易和产业链兼容的治理模式（这一点似乎还不太够）。再加上最近几年的环保治理和金融严监管，都是对过去经济单边高速增长形成的沉疴进行清理。

　　因为我们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期——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中枢的转换，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命题，却从没有学者对这个过渡期的动态路径进行研究，好像两者之间的切换是瞬时的。这明显是理论和政策上的失误。

　　无非是摆脱内外两个陷阱。外部是修昔底德陷阱，内部是中等收入陷阱。同时摆脱这两个大坑的魔咒，历史上似乎没有先例。

　　美国借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企模式说事，并前所未有的建立了对中国问题一致行动的统一战线，客观上也巩固了特朗普的民选基础。

　　固然是其自身矛盾无法调和的对外转移——过去是依靠金融资本转嫁，现在要在产业资本和经常账户上做文章，又一次右派回潮和新重商主义。

　　上一次右派大回潮是里根时代，同时冲击了日本和苏联。这一次的严重性需要警惕，但好像我们到现在还没做好准备。

　　我们自己也有问题。成长中的烦恼，历史记忆沉淀在集体意识中的自然反应，就是加强国家力量。

　　从富到强，向全球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似乎还不太够，也不怪官方的笔杆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大国和平崛起的逻辑和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冲突等，尤其是国企的角色，如何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不是表达技术的问题。

　　国企的经营模式和契约结构，与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差异。冲突如何解决，如果到了意识形态和人类文明的层次，就需要付出不一样的代价。我们恰恰就处在这样的关口。

　　历史的关口

　　发展民营经济是解决内外矛盾的关键

　　在这个历史关口下，民营企业对于重塑中国经济的韧性，对于中国经济重新融入全球贸易和产业链体系，开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已经决定着中国的国运。

　　首先，在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国企可以维护国计民生和经济稳定，但新动能的孕育和生长，却主要依靠在市场摸爬滚打一切由市场检验的民企。

　　注意，这里的新动能，不是简单的新技术，而是新兴技术的产业化和商业化，打通供需两端形成良性闭环。否则，即使由国企依靠举国体制研发出新技术，也可能会造成新的过剩产能，因为没有市场需求来容纳。

　　其次，民营企业可以帮助中国经济重新融入全球贸易和产业体系。国企问题是美国对中国非市场经济认定最大的诟病。

　　他们建立的体系和游戏规则就是这样，也属情理之中，因为在产权属性和公司治理上，国企和民企的差别很大。比如如果发生贸易纠纷，仲裁机制在国企面前就异常复杂。市场经济国家对民企垄断都进行反托拉斯，更不用说庞然大物的国企。

　　有个市场在东南亚和欧洲的老板对我说，在跟外国客户做生意的过程中，老外首先会看中国企业的属性，对国企明显“歧视”。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这家企业甚至引进了国外投资者摇身变为外资企业，这样更容易获取信任和订单。

　　这就是现实，民企在国内受歧视，但在国外有优势。跟国企正好相反，多么残酷的讽刺。现状如此，如之奈何？

　　还有一点，极其重要的一点，民营经济的重要性，要放到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阶段来看。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恐怕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发展。顶层设计的思路，似乎是要靠宏观调控的有形之手，要靠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答案似乎不该是这样，国家力量固然重要，但能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求，并以此转化为先进生产力和新动能的，恐怕还是主要靠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对信息异常敏感，敢于试错创新，及时响应市场变化具有自发秩序优势的民营企业。

　　从理论上来说，这也是中国经济从前发展模式，“马克思——罗斯托（刘易斯）——凯恩斯”之后，进入可以引发内生增长的“罗默——熊彼特——哈耶克”后发展经济学模式的范式转换阶段。

　　如果说前发展模式依靠的是国家力量，后发展经济学则主要依靠内生的民营经济。如果这样讲中国的发展故事，既可以形成内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又可以对外重新融入主流经济学的语言和思想体系。

　　中国发展到新时代后与外部的冲突，倒可以逐渐化解。但是故事好讲，行动难。

　　人心和信心

　　中国经济的定海神针

　　最近一年，有些人违背国家和中央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取向，宣称一些对民企不利和扰乱企业家预期与信心的言论，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些人固然可以看作是跳梁小丑，不值一提。

　　然而有些政策在基层部门执行过程中，也发生了违背中央精神的行为，比如环保风暴和严监管中的“一刀切”和逆向选择问题。本来中央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为了建设美好生活。

　　但是基层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却根据体制属性和行政阻力捡软柿子民企捏——去杠杆减少的是民企贷款，治理环保全拿民企开刀。最后导致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这绝非中央本意！

　　2018年，时间过的似乎太过漫长。内部和外部，折腾的太多。尤其是美国的奇葩总统特朗普，给中国制造了猝不及防的外部压力，严重挫伤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而国内股权质押爆仓引发的股市大跌，制造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流动性危机。

　　民营企业家的随意加杠杆博取短期利润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金融严监管引发的对民营企业抽贷断贷恐怕也难逃其咎。经济下行期，减少或不愿给民营尤其是中小企业贷款，是商业银行商业性和风险偏好本性的本能选择，这个规律需要有客观的认识。

　　现在，政策风向转变，通过行政性的下计划下命令要求商业银行向民企贷款，在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时有可能会制造更大的扭曲，甚至引发商业银行为了同时满足风险规避和政策要求的两难选择，信贷向本来不缺钱的优质民营企业过度集中，造成不同信用评级间的民营企业产生通道套利的不良现象。

　　甚至，导致过去那种“撑死”民营企业的现象。这是从一种折腾转变为另一种折腾。实际上，现在民营经济的问题不再于金融端，而在于承担的社会成本过高：从高税负、高房租到高人力成本（五险一金），还有各种额外的行政成本。

　　经验证明，折腾才是民营企业最大的成本。从这个角度来说，提供融资便利，不如减少税收负担。

　　造成的财政缺口可以发行专项债，让商业银行投放民企的信贷额度购买这些具有利率债属性的专项债，风险偏好也匹配，而且可以实现有效的信息甄别——那些降低成本也难存活的民营企业，恐怕就没必要再加杠杆存续了。

　　而通过成本端释放压力形成利润的民企会有更好的经营效益从银行获得贷款。当然那些主业较好只是现金流出问题的企业，还是得靠政府组织的救急基金。政策的边界应该是“救急不救穷”，这样才能有效利用本来就稀缺的政策资源，不折腾。

　　经不起折腾，是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特征之一。尤其是中国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经济三峡”，就算政策不折腾民企都对周期异常敏感，更何况那么多的惊吓和突发干扰。

　　上半年，有个企业家对我说，看现在的政策形势，三个月以上的项目都不敢上，让他贷款投资也不会贷。还有个企业家跟我说，现在行政部门到他们公司，跟以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就好像公司犯了多大错误一样，呵斥指摘。

　　他说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国内经济时，行政部门的态度特别好，真的是共渡难关的姿势。现在为何这样呢？民营经济的原罪？

　　好在，总书记的民企座谈会及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会后那个企业家又兴奋的跟我说，这次座谈会或许可以跟小平南巡讲话相媲美。经营企业的权力，劳动的权力，是基本的公民权力，不需要谁恩赐和赋予。

　　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只需要给个宽松稳定的环境，就可以用汗水撑起经得起任何风浪的大船。只要不折腾，不瞎折腾，民营企业就可以自我生长，自我净化，优胜劣汰，形成中国经济新的动能和周期。

　　因为人心在这里，大海就在这里，中国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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